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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一段時間里，教育的語義不斷擴張：它不僅指向分數與能力，還承載人格養成、審美培育與創造力的理想寄托。
藝術教育一度是“素質教育”的象征，也曾承載著家庭在階層躍升之外的另一重想象，一種更完整、不被過度功利化的成長路徑。然而，這種多元教育觀正在悄然收縮：當不確定性成為主旋律，家庭、學校、資本與政策系統開始默契地收回那些“當下看不出用途”的教育投入。藝術教育，往往是最先被收回的那一項。
在今天的教育語境中，藝培正逐漸成為“最不急用”的部分。一些家長暫停興趣班，機構壓縮招生，教室空了一半，但話語仍在重復：“孩子要全面發展”“不能只會考試”。變化不在于這些說法是否正確，而在于它們是否還值得堅持。在“分數、路徑、兌現”的優先級排序中，藝術越來越難自證其“價值”。
當教育重新退回“路徑分配”“技能兌現”的基本功能，藝術教育便必須面對一個根本問題：它能否“證明自己有用”？如果不能，它只能學會適應一種新的生存邏輯。“備案”“白名單”“差異化生存”成為行業熱詞，小紅書上“藝培轉型”“藝培轉讓”瀏覽量突破250萬，“藝培等于易賠”成為從業者間的自嘲。而這一切，在2025年暑期的市場體感中，愈發清晰。
過去10年里，中國教育的理想性、耐心與審美，正在被一點點重寫，藝培，是那個最早顯現反應的溫度計。在這場變化里，有人尚未察覺，有人正在承受，還有人提前預判，但幾乎所有人，都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同于過去的節奏。
2015：行業之名
2015年，中國教育產業迎來十年來最劇烈的一輪融資熱潮。對藝術培訓而言，這并非真正的起點，卻是“賽道拉平、資本集聚、政策共識”三重力量首次協同發聲，將其講述為“一個行業”的起始時刻。
一方面，政策開始有意識地介入并塑形。5月，教育部出臺《中小學生藝術素質測評辦法》《中小學校藝術教育發展年度報告辦法》等三項文件，并設立全國102個藝術素質測評試驗區，明確將藝術素養納入學生綜合素質檔案。這是藝培首次以結構化姿態被納入國家教育治理體系，不再只是“興趣培養”或“才藝加分”的邊緣補充。
另一方面，資本釋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美術寶宣布獲得藍馳創投與順為資本聯合注資的3000萬元A輪融資；鋼琴陪練平臺“彈吧”完成數百萬美元A輪；星空琴行獲得2000萬美元C輪，布局線上預約與上門教學結合的學習體系；The ONE智能鋼琴由朗朗代言并投資，提出“硬件+軟件”的多生教學模式。
“線上化”“智能化”“陪練賽道”“藝考紅利”成為當年的關鍵詞。一批平臺型選手開始講述藝培的新故事：從個體教學到技術平臺，從街角門店到資本估值，從經驗導向到標準化復制。藝術教育首次具備了被規模化、結構化、系統管理的可能。
也是在這一年，藝考培訓迎來顯著擴張。全國藝考生人數首次突破100萬，人均培訓費用達3.5萬元。整體市場規模估算為550億元。以藝考為錨點，美術、音樂、表演等子類目成為“從興趣到升學”的過渡通道，藝術教育由此進入了可投資、可治理的樣本名單。
從此，藝術培訓第一次被完整講述為一個行業：它擁有了專屬關鍵詞匯、資本敘事與政策坐標，被納入“市場規模”“賽道估值”“政策紅利”的時代語法，進入一種合法化的語言秩序。恰恰是這套看似理性清晰的定義，掩蓋了其作為“被容納者”的制度脆弱。
這正是許多后續問題的源頭。當一個教育行為必須以“行業”的方式講述，它所依托的，不再只是教學邏輯，而是被制度與資本共同編排的生長邏輯。那一年的教育語境與消費焦慮，某種意義上，成為后來所有變局的入口。
2016～2018：制度與資本的編排
2016年初，藝培行業迎來第一家掛牌新三板的企業——湖南微力量。這家主打藝考培訓的公司在一年內與上百所高中開展合作，建立80多個教學基地，迅速完成從地方畫室到資本敘事中“行業代表”的躍遷。敦善文化、環球藝盟等機構緊隨其后，“掛牌”“整合”“估值”成為藝術教育領域的通用語匯。
如果說2015年是行業被命名的元年，那么2016至2018年，這種命名進入了工業化階段。僅2016年一年，全國藝培領域就出現24起千萬級以上融資事件。美術寶獲得1.18億元B輪與B+輪融資，估值突破5億元；夏加兒美術、藍鉛筆、藝伙等品牌陸續獲得資本支持，加速直營校區擴張。線下連鎖、線上SaaS平臺、藝考集訓、親子啟蒙等各細分領域輪番登場，幾乎每個子類目都曾跑出被資本寄予厚望的“明星項目”。
在這場熱潮之下，制度的手也悄然介入。2016年11月，《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案獲得通過，首次明確藝術類培訓機構的營利權，為其打開了合規發展的窗口，同時也埋下了后續監管框架的制度種子。
2017年，全國新出生人口達1760萬，人口結構尚處紅利期。君嶺藝術、荷馬教育、視感科技、上海橙趣、小音咖、番茄田藝術、畫吧、畫啦啦、音樂筆記、藝朝藝夕等機構先后完成千萬級融資，行業內開始期待“藝培界的VIPKID”出現。藝考熱繼續升溫，部分省市試點將中考音樂、美術納入計分科目，藝培愈發被視作“升學捷徑”的關鍵一環。
與此同時，教育部持續出臺支持美育的文件，提出“每生掌握一至兩項藝術技能”的政策目標；“課后三點半”政策推行，為校外培訓機構提供了進入校內的機會。藝術教育首次被系統納入基礎教育體系，從“補充性教育”轉向“體系內任務”。
2018年，成為這一階段的轉折點。教育部等多部門密集發布《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等文件，標志著“校外培訓整頓”進入正式軌道。資本也開始調整布局，更多投資人轉向B端賽道，押注SaaS系統、智能陪練、跨境藝考等技術中介項目。年底，教育部提出將美術、音樂、舞蹈、表演、書法等專業逐步納入省級統考，導致以“校考沖刺”為主打的培訓機構遭遇業務萎縮。
這一時期，藝術培訓完成了從“個體實踐＋家庭共識”到“制度項目＋市場邏輯”的轉化。它被編入了治理體系，納入了資本周期，成為一種可以被管理、被評估、被標準化的教育商品。
只是很少有人追問：這種穩固，究竟來自自下而上的自然生長，還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敘事編排？當藝術成為“路徑”而非“內容”，它也失去了被認真對待的資格。
2019～2021：幸存者的游戲
2019年7月，一份重磅文件《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點燃了藝培行業的想象力。文件提出“五育并舉”，推動素質教育全面發展，明確支持“音樂、美術、書法等課程，結合地方文化設立藝術特色課程”。彼時，剛剛經歷高壓的學科類培訓企業，紛紛將目光轉向灰色地帶的“非學科類”賽道。
一時間，“素質教育是未來”成為行業共識，藝術培訓宛若被選中的幸運者。
2020年，這種樂觀進一步升溫。疫情沖擊下，大量線下機構關停，而頭部在線藝培平臺迎來一波反周期增長。VIP陪練、畫啦啦、Finger、快陪練等接連獲得融資，“音樂賽道”與“少兒美術”一度被視作教育投資中最后的“避風港”。
同年，全國藝考人數首次突破117萬，占高考總人數的11%。與此同時，“考編熱”推動大量藝術類畢業生轉向公職與教師編制賽道，進一步帶動藝考培訓與職業培訓的雙線擴容。藝培行業開始圍繞“升學—考級—考證—就業”構建起完整的價值閉環，產品體系愈發精細。
這場行業的“第二春”維持了不到兩年。轉折點出現在2021年7月。“雙減”政策出臺，學科類培訓遭遇系統性清退，平均每天注銷企業超過400家。與之相對，“非學科類”被明確為“暫不納入學科類培訓機構管理”，在政策空窗與監管模糊之間，資本與從業者迅速調轉方向，將美術、音樂、舞蹈、口才等重新包裝為“素質教育”的替代路徑。
2021年，美術寶、藝朝藝夕、趣口才、海豚音樂等品牌持續獲得融資，好未來、網易有道等教育巨頭開始布局音樂、演講等垂類賽道。
這幾年的行業氣氛，在某種意義上是從“學科歸零”后的警惕，到“素質紅利”下的短暫亢奮，最終落入一種制度性的茫然：藝培既無法回到“灰度經營”的舊日模式，也尚未獲得真正的制度正名。
它被誤讀，也被裹挾。那些從“舊賽道”中抽身的機構與個體，很快意識到，這不是一條逃脫路徑，而是通往下一輪治理的前奏。
2022–2023：緩冷之下
2022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印發《關于做好文化藝術類校外培訓管理相關工作》，首次以“文化藝術類”為對象，設定了培訓行為的基本監管邊界。
隨后十個月，全國28個省區市陸續出臺地方性“設置標準”，涵蓋注冊資本、場地設施、師資條件、課程內容與招生宣傳，監管門檻被逐一列明，藝培行業進入制度化治理的實操階段。
年底，教育部等十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規范面向中小學生的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意見》，強調“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校外培訓不進校園、不進教材、不進課堂”，宣示“非學科類”培訓治理將轉入常態化與深水區。
監管不再是一刀切式的封堵，而是以“制度編織”為手段的綿密介入。藝培行業從此前的灰色增長，步入制度光譜之內。
真正的寒潮，來自細水長流般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供需兩端同步降溫。
在需求端，經濟下行與消費信心不足成為主要變量。試聽課仍舊絲滑，但成交率顯著下降。“等等看”“等個優惠”的猶豫情緒成為主流。價格成為敏感詞，原本定位中高端的藝培課程逐步“向下”探底。反倒是主打“性價比”的社區工作室與個體教師，在口碑、黏性、成本控制等維度上獲得了結構性優勢。
在供給端，行業結構也悄然重排。大型連鎖品牌收縮戰線，直營轉合伙；中型機構大面積退場，人員解散、租約終止、品牌停更。留下的，是那些在社區樓道、城中村一角盤踞多年的“個體戶”，租金可控、人脈穩固，甚至因為體量小、不被察覺而在制度縫隙中幸存。
某種意義上，藝培行業先于“去市場化”實現了“去機構化”。以標準化、規模復制、品牌溢價為特征的一整套邏輯，正在被悄然瓦解。根據IT桔子數據，2022年全年教育行業僅發生64起融資事件，融資金額約30億元，為近五年最低。進入2023年，素質教育融資銳減至個位數，藝培更是鮮有身影，僅Solo音樂等個別線上平臺獲得引人注目的注資，幾無新進資本進場。
這是一次由制度調控與市場擠壓共同作用的常態化退潮：無聲、緩慢，卻幾乎不可逆。一些家長甚至未曾察覺：孩子原本就讀的畫室，在這個夏天悄然關門，公眾號不再更新，課程再無下一期。
那些留下來的“幸存者”，往往也在一個低配系統中勉力維持。沒有人是真正的例外，只是病灶不同，周期各異。
2024～2025：白名單時代
2024年，藝培行業悄然進入“白名單治理”階段。《校外培訓管理條例》首次明確，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須在“全國綜合監管平臺”完成全流程備案，接受“黑白名單”制度管理。2025年1月，《監管與服務綜合平臺應用管理辦法》正式發布，標志著藝培治理進入數據化、常態化的軌道。
暑期尚未到來，多個省份已相繼試行白名單制度：河南、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名單之外，意味著退出。不少曾在資本市場風光一時的明星項目，悄然缺席在冊，消失得無聲無息。
白名單代表的是一整套新的生存邏輯：注冊資本、辦學場地、教師資質、課程備案、收費管理、安全預案，每一項都可成為淘汰標準。那種依靠情懷、口碑與朋友圈流量維系的“散點式生存模式”，在此體系下被系統性清理。
同年初，《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發布，提出推進“學校美育浸潤行動”。這意味著一方面，學校內部的美育能力正被系統性加強；另一方面，藝培機構所處的外部市場空間，正在被制度化地重新劃分。
《琴行經營報》指出，行業結構已呈“啞鈴型”：高端市場被藝術學院附屬及知名品牌壟斷，資源密集、消費穩定；低端市場則由個體教師主導，靈活接地氣、抗壓性強。真正被擠壓的是中端，原本主力消費人群、年課消費在1至3萬元區間的家庭，既買不起高端，又嫌棄低端，成為監管與市場雙重擠壓下的“夾層”。
據黑板洞察數據，2024年全年教育行業融資49起，素質教育賽道僅4起，無藝術教育項目身影。行業像一臺降速的機器，在合規軌道上緩緩滑行。
然而，并非所有機構都在退場。一批扎根社區的小型工作室悄然活了下來。一臺鋼琴，一位老師，一個教室，不上榜，也不上平臺。
一個行業如果只能靠豁免存活，那本身就是一種病灶。所謂合規生存，不僅是體制內規則的再分配，也是一種體制外的本能自適應。這也解釋了一個看似悖論的現實：監管越精密，機構越少，藝培的存在方式反而愈發多樣。如水之就形，悄然回流。
它不再是一門“好生意”，卻仍然是一些人不愿放棄的生活方式。
疾在何處：一場始于邊緣的內傷
在中國教培的廣闊版圖中，藝術培訓始終是一塊特殊而邊緣的地帶：它不像學科輔導那樣與分數直接掛鉤，也不像體育培訓能被“體教融合”“健康中國”等宏大敘事兜底安放。在政策體系中，它長期游走于模糊地帶；在家庭預算中，它屬于可有可無的“彈性支出”；在資本邏輯里，它難以標準化、規模化、快速變現。
這構成了藝術培訓的第一重“疾”，制度性的中立。它既未獲得顯著扶持，也從未被徹底排斥，卻因此始終處于一種空白治理的縫隙之中。任何一次監管收緊，它都可能被順帶清理；而每一輪扶持風口，它總能擦肩而過。
第二重“疾”，來自它根本的非標準性。音樂、美術、舞蹈等教學，高度依賴個體天賦、時間積累與人師相授，難以像語數外那樣切割成模塊、包裝成課程。這種不可復制、不可控的教學特性，使得藝培難以跑出“爆品”邏輯。連鎖化、數據驅動、SaaS管理，這些在K12或職業教育中奏效的規模機制，在藝培面前屢屢失靈。
第三重“疾”，藏在市場的錯位期待中。許多家長將藝培視為一種“有用的無用”：既希望它提升孩子的素養，又期待它在升學中“加點分”。但當加分政策取消、藝考標準收緊、升學路徑愈發撲朔迷離，這份寄托也迅速崩解。藝術教育在現實面前，變得“非必需”，最終只剩下那層易碎的“修飾性功能”。
第四重“疾”，在于這個行業缺乏自我敘述的主體性。每一次風吹草動，藝培行業總是以“情懷”或“市場”發聲，卻難以在教育話語中爭取到清晰、正當的位置。它無法組織起自己的解釋系統，它不屬于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也就難以獲得制度性的持續保障。這是一種失語癥。
而更深一層的“疾”，來自整個社會對藝術教育的集體混淆：藝術究竟意味著什么？是素養，是技能，是消費，是象征性的中產門票？是人格的養成，還是審美的慰藉？沒有明確目標，也就難以形成穩定認同。它既不是功利主義的最優解，也不是理想主義的棲息地。
于是，我們看到一個行業長期處于雙重邊緣：制度的邊緣，認知的邊緣。它既非“剛需”，也不“剛性”；既無“風口”，也缺“庇護”。
比起驟冷驟熱的輿情波動，或偶爾引爆的維權事件，這種緩慢的、沉默的“疾”更值得警惕。它是一種無聲的抽離，是一種系統性地回避“教育何為”的集體逃逸。在那些關于“審美”“素質”“完整人格”的溫柔語匯背后，是一次又一次的內部掏空。
它不劇烈，卻漫長；不是命運的摧毀，而是溫水的褪場。也正因如此，難以察覺，更難抗拒。
“黃金時代”的倒影
一個時代如何對待藝術教育，從來不只是預算安排的結果，更是它所認定的價值排序的鏡像。
我們當然不否認，藝術教育曾擁有過短暫而熱烈的“黃金時代”，它與升學掛鉤，與階層躍遷相關，也因“素質教育”的召喚贏得過市場的青睞。熱度散去之后，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一項教育內容無法立刻兌現為分數、證書或回報，它還值得存在多久？
布迪厄說，文化資本是一種隱性的階層資源，包括受教育經歷、審美品味與日常修養，通常通過學校制度和社會評價標準代際傳遞。在中國，藝術培訓一度是中產家庭積累文化資本的主要方式：送孩子學琴、畫畫、跳舞，不只是為了興趣，更是為了獲得一種體面身份和社會認同。但問題來了：如果文化資本真的有效，為什么越來越多家庭開始主動放棄這類投入？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套文化資本并未真正“內化”為中產家庭穩定的價值信念。人們追求的并非藝術本身，而是藝術附帶的“社會通行證”。一旦這張通行證失效，投資邏輯便隨之崩塌。換句話說，當文化資本被消費與模仿取代，它的脆弱性在危機時刻便會顯形。
從結構邏輯轉向社會心理，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這場集體退出。齊美爾認為，時尚存在于“上層的區別欲”與“下層的模仿沖動”之間。藝術培訓正是在這種機制中被高度仿效的現象。當“模仿的代價”日益上升，而“區別性的回報”卻持續下滑，這種幻覺就會悄然破裂。人們不是真的相信藝術教育，只是因為“別人都相信”，我們不得不參與。這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自陷裝置：在一套看似自愿的文化消費中，隱藏著對社會期待的被動服從。
20世紀中葉，蘇聯曾高度重視兒童音樂教育，鋼琴課在許多城市家庭中蔚然成風，成為一種文化身份的標配。但到了80年代，隨著經濟結構松動，所有“非生產性技能”被視為負擔，大量音樂學校被迫關停。藝術教育的存在，仿佛始終依賴于某種繁榮時代的文化冗余。一旦進入不確定的周期，它很容易暴露其“非功能性本質”。
今天退潮的，遠不止一個產業結構。它更像是一場關于“無用之物”的集體檢驗，而我們甚至都不愿回頭看它一眼。一個社會如果失去了對“無用之物”的尊重，最終也會失去對人的尊重。
藝術，正是這樣一種“無用”的存在：它提醒我們，人類的生活并不只是為了生存或勝出。在一個事事求“結果”的年代，我們必須留下那一小塊不被衡量的空間，讓孩子們體驗節奏、色彩、身體與聲音的自由流動。在那里，他們無需解釋“這有什么用”，只需安靜地說一句：“這就是我。”
這，也許才是教育的真正起點。事實上，我們都在池塘的水底，從一個“黃金時代”，游向另一個“黃金時代”。靜靜地，向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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