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性胡須文化的變遷:從“美髯公”到“嘴上無毛”
日期:2025-10-13 17:45:04 / 人氣:73
當我們觀看中國古代歷史人物的畫像時,不難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除了司馬遷、蔡倫、鄭和等具有特殊原因的古人外,幾乎所有成年男性都留著不同造型的胡須。明代《五雜俎》中還有專門的關于胡須長度的考據,現在看來相當夸張:“崔琰須長四尺,王育、劉淵皆三尺,淵子曜長至五尺。謝靈運須垂至地。關羽、胡天淵髯皆數尺。國朝石亨、張敬修髯皆過膝。”結合古人蓄須的特點,在京劇等傳統戲曲里,演員飾演男角色時佩戴的各式假胡須統稱“髯(rán)口”,根據人物的不同特性有三髯、滿髯、扎髯之分,并有黑、白、黲等不同顏色,以此體現年齡、身份、性格的差異。甚至在近現代,也有一些名人有著經典的蓄須形象。但在今天,除了藝術工作者或是影視劇拍攝需要,特別是在城市中,還保持著留胡子習慣的成年男子并不多。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轉變?
一、胡須雖小,承載多重意義
達爾文認為,人類的胡須在功能上與雄獅的鬃毛類似,既能保護頭頸等相對脆弱的部位,又能展示威嚴的陽剛之氣——這可能是他晚年留起大胡子的原因之一。《紅樓夢》中,賈寶玉自詡為“須眉濁物”,正是因為“須眉”可以代指男性。作為男性第二性征的胡須,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被賦予諸多含義。
在人類進化的早期階段,男人的胡須具有較多的實用價值:在寒冷的冬季,濃密的胡子如同天然圍巾,可以給臉部保暖;夏季,胡子還能起到一定的阻擋蚊蟲、風沙效果。更重要的是,在與敵人打斗時,胡須具有保護面部的實際緩沖作用。猶他大學的一項實驗顯示,同樣重量的物體從同樣高度落到表層鋪有動物皮的模擬骨骼的復合材料上時,長滿毛發的皮相比無毛的皮能夠吸收更多的沖擊力,讓下方材料所受的力降低了16%。也就是說,同樣挨一拳,長滿胡子的臉可能比“小白臉”受傷更輕。基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古文明的男性神祇或英雄、帝王形象,大多具有特征鮮明的胡須。
甚至作為華夏圖騰的龍,雖是多種生物特征混合創造出的形象,也有著明顯的“龍須”,有學者認為,這是先民胡須崇拜的象征。《史記·封禪書》稱,黃帝在荊山下鑄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和群臣后宮乘龍升天,眾小臣試圖拉住龍髯一起登天,卻不料將龍髯拔掉了,一同落在地上,只能抱著它哭號,后來“攀髯”便成為哀悼皇帝去世的代稱。
現在口語里說的“胡子”,原本是唐代以來對多須男子的代稱,因為北方邊地及西域各民族的“胡人”的毛發相比中原漢人更為茂盛,后來該詞才專指胡須。不同部位的胡子,古代有不同的名詞指代,上唇的胡子叫“髭(zī)”,臉頰側面的胡子為“髯”,下巴上的胡子叫“須”。“須”右邊的“頁”,原本的意思是代表人的頭部,至今還可以從“額”“頷”“頰”等表示頭面部的字中一窺端倪。在古文中,胡須還曾有專門的字用來表示,它就是“而”字。甲骨文里,這個字的外形就是臉上垂下幾綹胡子的形象。后來,“而”才被借用表示虛詞意義。
今天常用于表示“忍耐”含義的“耐”字,在古代原本是一種和胡子有關的刑罰,“耐”字左邊的“而”代表須毛,右邊的“寸”代表法度,這一刑罰需要剃光胡須和與之相連的鬢發,并保持一年至兩年不等的時間。因為不剃掉全部頭發,也叫“完”,意為“完其發也”。至遲在秦代,“耐”已被列入國家制定的法律制度之一,睡虎地秦簡中記載,如丈夫家暴妻子,撕裂她的耳朵,應被處以“耐”刑。漢代仍然廣泛運用這一刑罰,直到南北朝時期的律法中仍有“耐”刑,但已經是一類刑罰的總稱,除了剃須,還增加了不同年限的徒刑。
胡須并沒有痛感,將它剃光也不會受傷,為何在古代相當長的時間內,“耐”刑都有震懾作用?《孝經》稱:“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禮記》規定,天子、大夫去世時,要將剪下的胡須、指甲和梳下的亂發盛在小囊里,放入棺內一起埋葬,不能隨意丟棄。在古人看來,胡須作為父母所賜的身體的一部分,將它全部剔除的懲罰不僅能為受刑者帶來屈辱感,更為他加上了“不孝”的嚴重定義,對精神的折磨遠超過肉體。
二、歷代審美:胡子不用多,但要長得好
《詩經·齊風·盧令》中,贊美一位優秀的男獵人:“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偲”一說為多才,一說為胡須美觀。漢樂府《陌上桑》中,羅敷向使君夸耀自己的丈夫:“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體現出秦漢時期,造型疏朗有致的胡須已是美男子的標志之一。古人認為,“血氣盛則髯美長”,美觀的胡須是體魄健康的標志,漢代察舉官員要求儀容端正,長得恰到好處的胡須也是考察標準,《漢舊儀》載:“謁者有缺,選郎中美須眉大音者補。”王莽篡位后試圖掩飾外形的衰老,“染其須發”,這是早期的“人工美須”記載。
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關羽以“美髯”著稱,《三國志》里記載,諸葛亮在書信中直接以“髯”代指關羽。《三國演義》中還描寫了一段曹操和關羽的對話,曹操問關羽有多少胡子,關羽回答:“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曹操就送給他一個保護胡子的紗錦囊。漢獻帝看到后,命關羽當殿披拂胡子,竟長過腹部,故稱之為“美髯公”。關羽的美髯形象進一步被后世神化,成為忠義的象征。
到了魏晉時期,南方漢族政權對胡須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面如凝脂”成為士人容儀之美的標志。沈從文先生在有關著作中結合文物分析:魏晉以來有很長一段時期,胡子殊不受重視。……大致可說的是它和年青皇族貴戚及宦官得寵專權必有一定關系。……“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婦女柔媚姿態竟為一時美的標準。《顏氏家訓》稱:“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但這并不代表兩晉南北朝所有男子都有剃須的習慣。西晉司空、《博物志》的作者張華就以多須著稱,他特意做了個袋子把胡子裝在里面。和其兄陸機合稱“二陸”的陸云有“笑癖”,大概是很難控制住自己的笑聲,拜見張華時看到他胡子的套袋造型,竟然笑倒在地。顧愷之為裴楷畫像時,特意在頰上增畫了三縷胡須,說:“頰上加三毛,覺神采殊勝。”東晉葛洪的《肘后備急方》還記載了用石灰、胡粉等藥材染須的藥方,稱一夜之間能讓白胡子變黑,由此可見,有胡須外貌焦慮的人還是很多的。南朝謝靈運也以美須著稱,死后捐給南海祗洹寺,裝在維摩詰塑像上,一直保存到唐代,才被安樂公主以斗草為由剪掉。
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胡須更為看重,東晉十六國之漢國開國皇帝劉淵“身長八尺四寸,須長三尺余”,是公認的美男子。山西嵐縣有古地名“秀容”,因為劉淵生于此地,族人沾了他容貌的光,被稱為“秀容胡”,該地故而得名。北齊文宣帝高洋曾經在酒醉后拉起大臣許惇的長須,一刀截斷,只留下半截,許惇嚇得再也不敢把胡子留長,時人給他起外號“齊須公”。
唐代士人注重儀表,胡須造型多樣,最有名的應為唐太宗的“虬髯”。唐玄宗也有“虬髯天子”之稱,虬為龍之一,這種特別的胡須外形正能體現“真龍天子”的化身。唐傳奇中“風塵三俠”之一的虬髯客后來在海外稱王,特意強調其“虬髯”也非閑筆。盡管在風氣開放的唐代,胡須絡腮濃密的西域胡人并不少見,主流審美仍然偏好疏朗有型的胡子,并不是越多就一定越美。如果顏值不佳,茂盛的胡子更起到了反作用。官員韋鏗就曾寫詩嘲笑兩個胡子多的同僚:“一雙胡子著緋袍,一個須多一鼻高。”李商隱在《驕兒》詩中寫小兒子嘲笑客人“或謔張飛胡”,這從側面說明,當時,大胡子已經不太多見。
宋代,幫人修剪胡子的“刀鑷業”已經相當成熟,《清明上河圖》中就出現了刀鑷工持剃刀為顧客修面的場景。《夷堅志》還記載了一則離奇的故事,成都有刀鑷工遇到一個道人,要求幫忙刮胡子,結果剛刮完左邊的臉,刮右臉的時候一看,左臉居然瞬間又長滿胡須,一直重復了好幾遍。蘇軾也曾給胡子“服美役”,在詩中寫道:“對花把酒未甘老,膏面染須聊自欺。”宋人筆記提到,有個年過六旬的官員胡須斑白,讓妻妾幫他拔,妻子特意拔掉黑胡子,想讓他顯得老點,不被妾室喜愛;妾希望他看著年輕點,專門拔白胡子,結果沒過幾天,這位的下巴就禿了。形容奉承的“溜須”一詞,也是在宋代出現的。丁謂和宰相寇準一起吃飯時,看到他的胡子上沾上了湯,連忙討好地幫他擦拭,寇準嘲諷地說:“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須邪?”
在后來的朝代里,精心打理的胡須仍然是成年男子特有的標志。元初宰相史天澤特意將白胡須染黑,告訴元世祖忽必烈:“臣覽鏡見髭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元代官員許楫也因為“美髯魁偉”,成功引起忽必烈的注意。《大明會典》規定官員應容止端正,胡子需修剪得體。首輔張居正胡須長至腹部,他經常用鉛梳梳理養護,讓胡須保持光潤烏黑。清代,統治階層要求“剃發易服”,男子的胡須卻在保留范圍之內。從流傳下來的畫像和晚清老照片看,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會特意保養上唇和下頜部位的胡須,勞動者為了方便勞作,留胡子的人相對較少。
三、時代更迭:從留胡子到“嘴上無毛”的轉變
近代以來,男子胡須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辛亥革命引發了國人的剪辮風潮。理發習慣的普及也催生了城市中美觀衛生的“新式理發店”的大量涌現,和傳統的剃頭鋪形成明顯對比,汪曾祺在小說中生動地寫道:“剃光頭的人少了,‘水熱刀快’不那么有號召力了。衛生部門天天宣傳挖鼻孔、挖耳朵不衛生。……把逐漸暗淡下去的‘時福海記’重新裝修了一下,門窗柱壁,油漆一新,全都是奶油色,添了三面四尺高、二尺寬的大玻璃鏡子。置辦了‘夜巴黎’的香水,‘司丹康’的發蠟。”這類新潮的理發店,自然以追隨西方的流行為主,逐漸改變著國內時尚的走向。
文藝復興以來,歐美的男性胡須造型也經歷過不同的風潮,并最終在20世紀初發生了巨大的改變。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讓人們增加了提高個人衛生的意識,也加劇了對感染疾病的恐懼。胡須因為靠近口鼻部位,附著病毒的可能性較大,為了安全起見,越來越多的男性選擇將它剃光。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毒氣開始成為交戰中的武器,士兵如果留著胡子,會影響防毒面具的佩戴,危及生命,這很快改變了歐洲軍隊流傳已久的蓄胡造型。與此同時,一次性剃須刀片問世,讓剃須更加便捷、安全、易于清理。這些因素都讓剃胡子成為20世紀西方社會的普遍選擇,并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流行造型。
名人的影響也讓中國近代社會加以模仿。清末民國初的外交界和軍界曾經流行德國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牛角胡”,除了上唇部位留兩端翹起的胡子,其他部位的胡子都修剪干凈。民國初年,袁世凱、黎元洪等政界人物都曾參考這個造型修飾胡須,軍閥混戰期間,類似的造型一度成為各路“大帥”們的外觀標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政要不再流行復雜的胡子造型,中國的各界名人即使留胡子,也僅以上唇留小胡子為主,成為普通人打理外觀的重要參考。日本軍隊習慣留的“衛生胡”,被中國老百姓稱為“仁丹胡”,同樣來自德國軍隊的胡子標準造型。叫“仁丹胡”并不是因為胡子和仁丹藥丸有什么相似之處,而是因為在當時日本侵略者引入的“仁丹”廣告上,通常有一個上唇兩撇翹胡子的日本“將軍”形象。
新中國成立后,一方面由于民國軍閥和日本侵略者的上唇胡子造型早已深入人心,民眾都不愿意再擁有此類胡子外觀;另一方面,愛國衛生運動的全面普及、工作節奏的日益加快,也讓成年男性,特別是在城市中工作的群體逐漸習慣將臉部胡須刮干凈,既讓自己的形象更加整潔,又節省了日常的清理時間。軍隊、警察等特殊職業沿襲了西方同行業禁止蓄須的要求,各類窗口行業,如銀行、交通、教師等,也將男性及時清理胡須列入儀容規范之中。相比民國流行的胡須造型,只要多剃掉上唇的胡須即可,這一改變很容易被人們接受。電動剃須刀出現后,每天打理胡須更是像刷牙一樣可以輕松完成,隨處可見的廣告都在無形中強調了剃胡子的必要性和便捷性,讓它成為當代人幾乎每天都要做的日常任務。
時至今日,越來越大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讓人們不僅頭發越來越少,更難有古人那樣精心留長并梳理胡子的“閑心”。試想,在早晚高峰擁擠的地鐵上,如果有人留著三尺長須擠上車,很可能會因為胡子被門夾住發生爭吵;吃完一頓飯,很難有時間再去清理長胡子上沾的飯粒菜渣;加完班本來就累,睡覺又會擔心胡子是放在被子里還是放在外面……胡子不再流行,也和現在人們對外貌的審美有關。胡子如果不能精心打理,“胡子拉碴”顯得雜亂無章。如果遇到流行性傳染疾病,臉上和下巴的胡須也不利于戴口罩和保持個人衛生。在歷史和現實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美髯公”的時代也成為塵封的歷史了。
參考資料
1. 沈從文著,劉紅慶編.古人的胡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9
2. 倪方六.古人為何喜歡留胡子?[J].百科知識,2015,(第23期).
3. 梅聲.“胡”說 一部趣味盎然的胡須文化史[J].文明,2022(04).
4. 潘游. 胡須背后的政治風向[J]. 廉政瞭望, 2014,(03).
5. 丁改蘋.中古胡須文化透視[D].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6. 郭繼南.中國傳統社會刀鑷業研究[D].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7. 張瀚丹.“身體資本”的秩序性象征:以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胡家邊鄉蓄須儀式為個案[D].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8. 張欣.胡“須”里怎么有“頁”碼?[J].中華活頁文選,2013,(第10期).
一、胡須雖小,承載多重意義

達爾文認為,人類的胡須在功能上與雄獅的鬃毛類似,既能保護頭頸等相對脆弱的部位,又能展示威嚴的陽剛之氣——這可能是他晚年留起大胡子的原因之一。《紅樓夢》中,賈寶玉自詡為“須眉濁物”,正是因為“須眉”可以代指男性。作為男性第二性征的胡須,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被賦予諸多含義。
在人類進化的早期階段,男人的胡須具有較多的實用價值:在寒冷的冬季,濃密的胡子如同天然圍巾,可以給臉部保暖;夏季,胡子還能起到一定的阻擋蚊蟲、風沙效果。更重要的是,在與敵人打斗時,胡須具有保護面部的實際緩沖作用。猶他大學的一項實驗顯示,同樣重量的物體從同樣高度落到表層鋪有動物皮的模擬骨骼的復合材料上時,長滿毛發的皮相比無毛的皮能夠吸收更多的沖擊力,讓下方材料所受的力降低了16%。也就是說,同樣挨一拳,長滿胡子的臉可能比“小白臉”受傷更輕。基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古文明的男性神祇或英雄、帝王形象,大多具有特征鮮明的胡須。
甚至作為華夏圖騰的龍,雖是多種生物特征混合創造出的形象,也有著明顯的“龍須”,有學者認為,這是先民胡須崇拜的象征。《史記·封禪書》稱,黃帝在荊山下鑄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和群臣后宮乘龍升天,眾小臣試圖拉住龍髯一起登天,卻不料將龍髯拔掉了,一同落在地上,只能抱著它哭號,后來“攀髯”便成為哀悼皇帝去世的代稱。
現在口語里說的“胡子”,原本是唐代以來對多須男子的代稱,因為北方邊地及西域各民族的“胡人”的毛發相比中原漢人更為茂盛,后來該詞才專指胡須。不同部位的胡子,古代有不同的名詞指代,上唇的胡子叫“髭(zī)”,臉頰側面的胡子為“髯”,下巴上的胡子叫“須”。“須”右邊的“頁”,原本的意思是代表人的頭部,至今還可以從“額”“頷”“頰”等表示頭面部的字中一窺端倪。在古文中,胡須還曾有專門的字用來表示,它就是“而”字。甲骨文里,這個字的外形就是臉上垂下幾綹胡子的形象。后來,“而”才被借用表示虛詞意義。
今天常用于表示“忍耐”含義的“耐”字,在古代原本是一種和胡子有關的刑罰,“耐”字左邊的“而”代表須毛,右邊的“寸”代表法度,這一刑罰需要剃光胡須和與之相連的鬢發,并保持一年至兩年不等的時間。因為不剃掉全部頭發,也叫“完”,意為“完其發也”。至遲在秦代,“耐”已被列入國家制定的法律制度之一,睡虎地秦簡中記載,如丈夫家暴妻子,撕裂她的耳朵,應被處以“耐”刑。漢代仍然廣泛運用這一刑罰,直到南北朝時期的律法中仍有“耐”刑,但已經是一類刑罰的總稱,除了剃須,還增加了不同年限的徒刑。
胡須并沒有痛感,將它剃光也不會受傷,為何在古代相當長的時間內,“耐”刑都有震懾作用?《孝經》稱:“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禮記》規定,天子、大夫去世時,要將剪下的胡須、指甲和梳下的亂發盛在小囊里,放入棺內一起埋葬,不能隨意丟棄。在古人看來,胡須作為父母所賜的身體的一部分,將它全部剔除的懲罰不僅能為受刑者帶來屈辱感,更為他加上了“不孝”的嚴重定義,對精神的折磨遠超過肉體。
二、歷代審美:胡子不用多,但要長得好
《詩經·齊風·盧令》中,贊美一位優秀的男獵人:“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偲”一說為多才,一說為胡須美觀。漢樂府《陌上桑》中,羅敷向使君夸耀自己的丈夫:“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體現出秦漢時期,造型疏朗有致的胡須已是美男子的標志之一。古人認為,“血氣盛則髯美長”,美觀的胡須是體魄健康的標志,漢代察舉官員要求儀容端正,長得恰到好處的胡須也是考察標準,《漢舊儀》載:“謁者有缺,選郎中美須眉大音者補。”王莽篡位后試圖掩飾外形的衰老,“染其須發”,這是早期的“人工美須”記載。
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關羽以“美髯”著稱,《三國志》里記載,諸葛亮在書信中直接以“髯”代指關羽。《三國演義》中還描寫了一段曹操和關羽的對話,曹操問關羽有多少胡子,關羽回答:“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曹操就送給他一個保護胡子的紗錦囊。漢獻帝看到后,命關羽當殿披拂胡子,竟長過腹部,故稱之為“美髯公”。關羽的美髯形象進一步被后世神化,成為忠義的象征。
到了魏晉時期,南方漢族政權對胡須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面如凝脂”成為士人容儀之美的標志。沈從文先生在有關著作中結合文物分析:魏晉以來有很長一段時期,胡子殊不受重視。……大致可說的是它和年青皇族貴戚及宦官得寵專權必有一定關系。……“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婦女柔媚姿態竟為一時美的標準。《顏氏家訓》稱:“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但這并不代表兩晉南北朝所有男子都有剃須的習慣。西晉司空、《博物志》的作者張華就以多須著稱,他特意做了個袋子把胡子裝在里面。和其兄陸機合稱“二陸”的陸云有“笑癖”,大概是很難控制住自己的笑聲,拜見張華時看到他胡子的套袋造型,竟然笑倒在地。顧愷之為裴楷畫像時,特意在頰上增畫了三縷胡須,說:“頰上加三毛,覺神采殊勝。”東晉葛洪的《肘后備急方》還記載了用石灰、胡粉等藥材染須的藥方,稱一夜之間能讓白胡子變黑,由此可見,有胡須外貌焦慮的人還是很多的。南朝謝靈運也以美須著稱,死后捐給南海祗洹寺,裝在維摩詰塑像上,一直保存到唐代,才被安樂公主以斗草為由剪掉。
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胡須更為看重,東晉十六國之漢國開國皇帝劉淵“身長八尺四寸,須長三尺余”,是公認的美男子。山西嵐縣有古地名“秀容”,因為劉淵生于此地,族人沾了他容貌的光,被稱為“秀容胡”,該地故而得名。北齊文宣帝高洋曾經在酒醉后拉起大臣許惇的長須,一刀截斷,只留下半截,許惇嚇得再也不敢把胡子留長,時人給他起外號“齊須公”。
唐代士人注重儀表,胡須造型多樣,最有名的應為唐太宗的“虬髯”。唐玄宗也有“虬髯天子”之稱,虬為龍之一,這種特別的胡須外形正能體現“真龍天子”的化身。唐傳奇中“風塵三俠”之一的虬髯客后來在海外稱王,特意強調其“虬髯”也非閑筆。盡管在風氣開放的唐代,胡須絡腮濃密的西域胡人并不少見,主流審美仍然偏好疏朗有型的胡子,并不是越多就一定越美。如果顏值不佳,茂盛的胡子更起到了反作用。官員韋鏗就曾寫詩嘲笑兩個胡子多的同僚:“一雙胡子著緋袍,一個須多一鼻高。”李商隱在《驕兒》詩中寫小兒子嘲笑客人“或謔張飛胡”,這從側面說明,當時,大胡子已經不太多見。
宋代,幫人修剪胡子的“刀鑷業”已經相當成熟,《清明上河圖》中就出現了刀鑷工持剃刀為顧客修面的場景。《夷堅志》還記載了一則離奇的故事,成都有刀鑷工遇到一個道人,要求幫忙刮胡子,結果剛刮完左邊的臉,刮右臉的時候一看,左臉居然瞬間又長滿胡須,一直重復了好幾遍。蘇軾也曾給胡子“服美役”,在詩中寫道:“對花把酒未甘老,膏面染須聊自欺。”宋人筆記提到,有個年過六旬的官員胡須斑白,讓妻妾幫他拔,妻子特意拔掉黑胡子,想讓他顯得老點,不被妾室喜愛;妾希望他看著年輕點,專門拔白胡子,結果沒過幾天,這位的下巴就禿了。形容奉承的“溜須”一詞,也是在宋代出現的。丁謂和宰相寇準一起吃飯時,看到他的胡子上沾上了湯,連忙討好地幫他擦拭,寇準嘲諷地說:“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須邪?”
在后來的朝代里,精心打理的胡須仍然是成年男子特有的標志。元初宰相史天澤特意將白胡須染黑,告訴元世祖忽必烈:“臣覽鏡見髭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元代官員許楫也因為“美髯魁偉”,成功引起忽必烈的注意。《大明會典》規定官員應容止端正,胡子需修剪得體。首輔張居正胡須長至腹部,他經常用鉛梳梳理養護,讓胡須保持光潤烏黑。清代,統治階層要求“剃發易服”,男子的胡須卻在保留范圍之內。從流傳下來的畫像和晚清老照片看,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會特意保養上唇和下頜部位的胡須,勞動者為了方便勞作,留胡子的人相對較少。
三、時代更迭:從留胡子到“嘴上無毛”的轉變
近代以來,男子胡須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辛亥革命引發了國人的剪辮風潮。理發習慣的普及也催生了城市中美觀衛生的“新式理發店”的大量涌現,和傳統的剃頭鋪形成明顯對比,汪曾祺在小說中生動地寫道:“剃光頭的人少了,‘水熱刀快’不那么有號召力了。衛生部門天天宣傳挖鼻孔、挖耳朵不衛生。……把逐漸暗淡下去的‘時福海記’重新裝修了一下,門窗柱壁,油漆一新,全都是奶油色,添了三面四尺高、二尺寬的大玻璃鏡子。置辦了‘夜巴黎’的香水,‘司丹康’的發蠟。”這類新潮的理發店,自然以追隨西方的流行為主,逐漸改變著國內時尚的走向。
文藝復興以來,歐美的男性胡須造型也經歷過不同的風潮,并最終在20世紀初發生了巨大的改變。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讓人們增加了提高個人衛生的意識,也加劇了對感染疾病的恐懼。胡須因為靠近口鼻部位,附著病毒的可能性較大,為了安全起見,越來越多的男性選擇將它剃光。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毒氣開始成為交戰中的武器,士兵如果留著胡子,會影響防毒面具的佩戴,危及生命,這很快改變了歐洲軍隊流傳已久的蓄胡造型。與此同時,一次性剃須刀片問世,讓剃須更加便捷、安全、易于清理。這些因素都讓剃胡子成為20世紀西方社會的普遍選擇,并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流行造型。
名人的影響也讓中國近代社會加以模仿。清末民國初的外交界和軍界曾經流行德國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牛角胡”,除了上唇部位留兩端翹起的胡子,其他部位的胡子都修剪干凈。民國初年,袁世凱、黎元洪等政界人物都曾參考這個造型修飾胡須,軍閥混戰期間,類似的造型一度成為各路“大帥”們的外觀標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政要不再流行復雜的胡子造型,中國的各界名人即使留胡子,也僅以上唇留小胡子為主,成為普通人打理外觀的重要參考。日本軍隊習慣留的“衛生胡”,被中國老百姓稱為“仁丹胡”,同樣來自德國軍隊的胡子標準造型。叫“仁丹胡”并不是因為胡子和仁丹藥丸有什么相似之處,而是因為在當時日本侵略者引入的“仁丹”廣告上,通常有一個上唇兩撇翹胡子的日本“將軍”形象。
新中國成立后,一方面由于民國軍閥和日本侵略者的上唇胡子造型早已深入人心,民眾都不愿意再擁有此類胡子外觀;另一方面,愛國衛生運動的全面普及、工作節奏的日益加快,也讓成年男性,特別是在城市中工作的群體逐漸習慣將臉部胡須刮干凈,既讓自己的形象更加整潔,又節省了日常的清理時間。軍隊、警察等特殊職業沿襲了西方同行業禁止蓄須的要求,各類窗口行業,如銀行、交通、教師等,也將男性及時清理胡須列入儀容規范之中。相比民國流行的胡須造型,只要多剃掉上唇的胡須即可,這一改變很容易被人們接受。電動剃須刀出現后,每天打理胡須更是像刷牙一樣可以輕松完成,隨處可見的廣告都在無形中強調了剃胡子的必要性和便捷性,讓它成為當代人幾乎每天都要做的日常任務。
時至今日,越來越大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讓人們不僅頭發越來越少,更難有古人那樣精心留長并梳理胡子的“閑心”。試想,在早晚高峰擁擠的地鐵上,如果有人留著三尺長須擠上車,很可能會因為胡子被門夾住發生爭吵;吃完一頓飯,很難有時間再去清理長胡子上沾的飯粒菜渣;加完班本來就累,睡覺又會擔心胡子是放在被子里還是放在外面……胡子不再流行,也和現在人們對外貌的審美有關。胡子如果不能精心打理,“胡子拉碴”顯得雜亂無章。如果遇到流行性傳染疾病,臉上和下巴的胡須也不利于戴口罩和保持個人衛生。在歷史和現實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美髯公”的時代也成為塵封的歷史了。
參考資料
1. 沈從文著,劉紅慶編.古人的胡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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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杏耀注冊登錄測速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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